鄭州東站的高鐵發車時間是七點五十，要排隊檢票了，他還沒有趕到，我隻能先行上車。發車前兩分鍾，鞠利才慢悠悠地踱步走進車廂，手裏拎著個塑料袋。

“你可真夠準時的，出差就帶這些東西啊？”

“嗯，省心！”鞠利應道。塑料袋隻帶件衣物和充電器，電腦紙筆一概沒有。

沒想到，晚上講課時他卻驚豔全場，氣場十足，PPT做得最為漂亮細致，鄉建的專業知識也信手拈來。怪不得不著急，沒行李，原來要帶的東西都在肚子裏了。

不著急，是鞠利給我的第一印象。但我不禁好奇，身背百萬債務，還是拖家帶口，真的不會心慌嗎？我可是拖上兩篇稿子就整天心神不寧，朋友圈都不敢輕易冒泡的。

“賺錢，從不是我的第一追求。”鞠利不回避他的債務，他說到，現在公司的谘詢業務已經走上正軌，他的顧問費已經足以維持生計，“還是要追尋夢想。”

其實，他並不缺少賺錢的能力，隻是比起賺錢，他更喜歡“折騰”。為了折騰，他放得下錢財，放得下麵子，還放得下美食——這對信陽男人來說很不容易。

鞠利說起，在中州大學讀書時，他就通過打工兼職、超市倒貨賺了二三十萬，學費、生活費都是自己掙的。有錢了，自然會改善生活，在外租房，請朋友一塊做飯喝酒，“鄭州的所有KTV都去了一個遍”，不亦樂乎。

剛畢業時的鞠利

不過後來一車貨物被人拉跑，投資朋友的網站失敗，掙的二十多萬又全賠了進去。出校門時，身上隻有五百塊錢。

後來去北漂，在一家公司做到了營銷上的大區經理，月薪過萬，但幾年後發現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又回到老家信陽，在山信集團管銷售部，剛開始月薪隻有七百。

幾年後，他已是公司骨幹，被派出去留學兩年，月薪也早已過萬。一次回家，他發現村裏的親戚年老貧病，無人照管，覺得隻在公司掙錢並不能改變社會，決定投身農業創業，去到泌陽以總教練的身份聯合一批致力於農村事業的夥伴，創辦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。

在合作社最難的時候，一次員工總結會上，麵對全體員工，鞠利說到動情之處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“大家都沒想到，當時我就跟打了雞血一樣，覺得自己真的有改變農業現狀的能力，隻要我們大家團結起來，就能夠為改變中國的農業盡一份力，為三農問題找到一個出路。”

那次動員過後，合作社堅持了下來，越做越好，規模做到了全國最大：從2012年年底的20多人起步發展到員工200多人，社員6萬多人，下遊合作社100多家，遍布泌陽8鎮11鄉。央視新聞聯播都對此做了報道，知名三農專家溫鐵軍還派團隊專程前往調研。

“那時年輕，還立下誌向，戒酒戒肉，剃了光頭，搞不好農業不吃肉……”鞠利回憶。

“那現在吃了嗎？”我看看他的肚子。

“現在早吃了，因為發現農業好不好，和你吃不吃肉、喝不喝酒沒有關係。”鞠利笑道。

這次放得更徹底，連“我執”都放下了。喝酒吃肉後，鞠利的身材和思想都開始成熟。

現在給人的感覺，就像是一位曆經滄桑、看破紅塵的得道高僧，就差在身邊掛上彌勒佛旁邊的那副對聯了——“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，笑口常開笑世間可笑之人。”

泥土裏摸爬出的鄉建專家

泌陽的合作社試驗最終沒有成功，大股東挪用資金投了房地產，是個四線縣城，遇上前幾年的滯銷，血本無歸。鞠利無能為力，隻能撤出來自己創業，嚐試各種跟農業相關的項目。

高峰時期，公司有上百號員工，投資了十來個項目，但因為沒有現金流，各個項目陸續開始出現問題。以鞠利為主的農業項目，有公司原本計劃投資原一千萬結果隻到賬百十萬，花出去的錢，卻不止這些。

作為創始人和股東的鞠利，隻能自己想辦法填上這個窟窿，從家人和朋友手裏籌錢，也為此背上了百萬債務。那些天，他沒有一個晚上能睡好，甚至想過結束生命，不出半月，他的頭發就已愁白。

他想過放棄，但上有老下有小，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讓他挺了過來。時隔十年，他再次回到鄭州，感召了一群小夥伴，一無所有之下再次創業，注冊了農便利有限公司。“創業十次，屢敗屢戰”，鞠利苦笑。

創業的失敗沒能打垮他，而這些經驗教訓經過梳理、經過升華後，又化為寶貴的知識財富，鞠利也成為鄉村建設領域的資深實踐者，並為一些地方如林州、民權、南樂、海南五指山等地提供農業谘詢服務。

和象牙塔中熏陶出的學者不同，鞠利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沒有相關著作，而是從泥土地裏摸爬出來的專家，靠著自己的實踐經曆行走天下。

“你看到的PPT，修改了不下上千次。”鞠利說，每做出一版，都發給三農領域頂尖的專家學者，如中國人民大學的仝誌輝教授，中國農業大學的何慧麗教授，中國社科院的楊團研究員、周長林研究員，農業部信息中心原主任郭作玉，新農村建設專家梁軍等，都是他在做合作社之後結識的師友，麻煩他們提出修改建議。每有一個新的案例或政策出來，他也會及時加入並優化。這個PPT，也因此蘊含了對三農問題的最權威解讀和解決問題的最前沿動向。

至於演講技術，也是後來練出來的。2011年被山信集團送到馬來西亞學習之後，鞠利開始找各種可能的機會裏去挑戰自己，上台演講。在這之前，他一次公共場合分享的經驗都沒有。因此，哪怕台下的聽眾聽著聽著都走光了，他也鼓勵自己，堅持講完。

他不會在台上講什麽理論，更看重實際問題的分析和解決，說的都是一些大白話。他說到，農村的問題不隻是經濟學問題，更是社會學問題，先要讓農民有自信，有歸屬感，有凝聚力。

那怎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呢？“人叫人動人不動，利益調動積極性”，鞠利說，先要通過村莊公共建設、公共服務讓農民嚐到甜頭，看到希望，接下來再發展集體經濟。

這其中又有很多技巧，比如，怎麽統一群眾思想，鞠利揮揮手，“不需要統一，人的思想很難改變，我們隻需要商定目標”。

再如，如何和村民溝通，“你要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啊，不是我們想做什麽，而是他們想要什麽”，“鄉村工作需要四種語言，政府的，企業的，學術的/傳播的，老百姓的，最難的就是老百姓的語言。”

在鞠利看來，未來是屬於鄉村的，城市被汙染、被折騰得太厲害了，越來越不適宜人的居住。而農村要想發展，必須要經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，強化集體經濟。

鄉愁已經成為生命的底色和原動力

鞠利對自己的定位是鄉村“幕僚”，鄉村建設的協作者，輔助當地的一把手激發村民的積極性，規範村莊治理，壯大集體經濟。

這一定位，決定了少不了和一把手打交道。至於如何打交道，鞠利用倆字概括，隨緣。既不迎合，也不拒斥。他上來會問對方三個問題，這個村子/鄉鎮是誰的，誰來建設，準備建成什麽樣。隻有就這三個問題達成共識，接下來才有合作、開展項目的可能。

現在的鞠利在全國各地到處奔走，宣揚他的那些鄉村實踐理念。前兩天才飛到海南講課，這兩天又去雄安新區調研，回到鄭州便去合作的項目點駐紮。每天不是在鄉村建設的現場，就是在去往調研鄉村的路上，就像春秋戰國時的士人周遊列國那樣。

出差路上，他時常想起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過去：

母親因躲避計生東躲西藏，曆經艱辛才把自己生下來，並取名“勝利”；小時候住在破草棚裏，父親為籌集姐弟兩人的學費，做木工、賣雞蛋、逮老鱉，什麽工作都做，房子都是父親花一年時間自己蓋成的；小學離家三公裏，無論寒暑母親每天中午送飯。大雪天走到水庫大壩時滑下去，扭傷了腳，仍然堅持把燒餅暖在懷裏，帶到學校。

“看到媽媽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問怎麽回事兒，她隻是說沒事兒、沒事兒......“回想此事，鞠利仍不免動容，“打小我就喜歡吃豆腐，當時家裏窮，我媽每周都要步行十餘公裏去姥爺家拿回三四公斤豆腐，為的就是家裏能改善一頓生活！”

對很多人而言，鄉愁隻是淡淡的思緒，但對鞠利來說，卻是生命的底色和原動力。

他希望能碰到更多同道中人，一塊把農村建好，為了老百姓，也是為自己找到一個歸屬。“鄉村才是未來的方向，我們或許沒有責任去建設別人的家鄉，但有義務建好自己的家鄉”，鞠利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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